2018-01-24 浏览量（）
随着“微课程”(micro-masters)在线平台的迅速发展，美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提供在线学位项目。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最先在供应链管理学科领域启动了该项目，申请者只需修完5门在线课程，并交付1000美元作为证书和考试费用即可获得学位证书。通过“微硕士”项目所获得的学分也可转换为麻省理工学院传统硕士学位的学分。大规模在线平台(edX)负责人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表示，MIT每年提供40个供应链管理硕士学位名额，2015年共有3500人报名参加“微硕士”学位课程。
此外，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也提供人工智能方面的“微证书”课程，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经验研究设计、教育创新与发展、社会工作（实践、政策和研究）等领域开设了“微硕士”学位相关课程。超过12所高校计划实行“微硕士”在线学位项目，部分课程材料将来自传统硕士学位的课程。申请者不需要通过入学流程，仅需要修完一系列短期在线课程就可以完成学业。
阿加瓦尔指出，随着“微硕士”在线学位项目的发展，更多的学院将提供在线学位项目，这也为高校实施该项目带来一定的挑战，例如防治欺骗作弊问题。高校也将考虑通过更多的方式来权衡申请者的表现。
英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高校管理者认为，英国脱欧或导致英国高校面临科研资金、国际声誉、人才流动等多方面的冲击。
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副校长斯图亚特·克罗夫特(Stuart Croft)教授表示，英国脱欧的影响范围远远不止于学术圈。他警示到，英国高校在脱欧之后无法获取欧盟的资金支持，这将会影响双方顶尖人才在解决社会最迫切问题方面的合作。华威大学和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管理者表示，受英国脱欧影响，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校欲终止与英国高校的合作，英国高校将失去“玛丽·居里学者计划”(Marie Curie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me)的资金支持。伯明翰城市大学(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副校长克里夫•艾伦(Cliff Allan)教授表示，英国脱欧将严重影响英国高校的国际地位与声誉。林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ncoln)副校长玛丽·斯图尔特(Mary Stuart)表示，国际合作伙伴或将英国脱欧视作英国“闭关锁国”的信号。
多位高校管理者表示，在确定脱欧的潜在损失之前，高等教育研究法案应该推迟出台。即便英国脱欧，欧盟学者在英国的工作权和居住权，以及英国和欧盟学生在欧盟各地学习的权利都应当予以保留。
1.德国一高校修订争议性资助协议
据悉，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校长宣布将全面修改同慈善基金会——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 Foundation)科研资助管理协议，该协议曾因其允许第三方干预大学人事任免和科研发表的潜在可能而引起争议。此举将对其他德国大学接受第三方科研资助产生影响，但是批评者对其结果仍不满意，他们呼吁大学与资助方的条款应更加透明化与规范化。
2016年7月4日，美因茨大学校长乔治·克劳施(Georg Krausch)向媒体公开承认资助协议赋予资助方对教授人事任命的一票否决权，但是他表示这并非协议的初衷，此外，资助方也从来没有干涉大学的人事任命。另一方面他表示，外界对新闻发表包括科研论文等的学术发表需经过资助方同意的说法存在“误解”，协议条款的本意是保证科研成果的质量，而非赋予资助方控制权。但是资助协议的措辞确实造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即校方缺乏独立自主权。目前美因茨大学正与勃林格殷格翰基金会一同对协议的措辞进行修改。
对此，各方褒贬不一。美因茨所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科学部官员康拉德·伍尔夫(Konrad Wolf)表示修订是没有必要的，美因茨大学签订的资助协议中没有明确授予资助方一票否决权，美因茨校方的人事任命完全自主，科研和教学的自由也没有受到影响，此外他还称赞了基金会资助下美因茨大学的卓越科研表现。然而，德国大学教授和讲师联合会(Germ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会长迈克尔·哈特曼(Michael Hartmer)认为州科学部的立场“令人费解”，其为资助协议辩护的做法不利于科研的发展。
批评者要求立法者能够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以确保大学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比如现有的信息公开法应在修订条例中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包括资助协议，而大学的资助情况也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公开，相关科研咨询机构如德国科学与人文委员会(German Council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应提供指导性规定，规范大学与业界的合作关系。
2.加拿大：大型高校更易获得科研基金
一项由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生物学教授丹尼斯·默里(Dennis Murray)和其同事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加拿大小型高校科研人员所获科研基金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研究者认为“系统性偏见”（相比中小型高校的研究人员，科研基金评估更青睐大型高校的研究人员）是这一下降趋势背后的原因。研究显示，相比大型高校的同行，来自小型高校的科研人员获得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Council, NSERC)科研基金的成功率更低，高级研究员与青年研究员皆面临这一状况。具体来说，小型高校中的高级研究员比其大型高校中的同行获得该基金的概率低42%。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型高校的研究员获得该基金的概率比其大型高校的同行低20%。
湖首大学(Lakehead University)北方研究专业教授道格·莫里斯(Doug Morris)指出，纵观所有评估指标，来自小型高校的申请者，无论他们是刚入职的状态还是有相当的研究经历，指标排名都低于来自大型高校的同行。研究预警，倘若“系统性偏见”问题得不到解决，加拿大小型高校的科研基金十年内必定遭受重创。对此，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改善措施以帮助小型高校的科研人员获得科研基金。然而，有人担忧这些改善措施并不能消除科研基金评估过程中存在的偏见。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海洋与渔业外来入侵物种研究教授雨果·迈克萨克(Hugh MacIsaac)表示，“改善措施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掩盖科研评估过程本身的不公正。”
3.巴西：科学家抗争未来20年的资助冻结
在过去的三年中，巴西科学预算下降幅度超过40%。目前，巴西科研工作者正面临着更严峻的情况：由于通货膨胀，宪法修正案指出在未来20年巴西联邦科学支出将会被冻结。2016年11月16日，19所巴西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联名给参议院写了一封信，要求剔除修正案中有关科学、教育条款。巴西科学学会的会长，物理学家路易斯·达维多维奇(Luiz Davidovich)指出一旦特梅尔法案(Temer’s legislation)终止联邦科学支出，巴西科学界将完结。
2013年，巴西科学部(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MCTIC)预算为79亿雷亚尔（约23亿美元）。随着经济下滑，2016年科学预算下降到七年以来最低46亿雷亚尔（约13亿美元）。由于科学经费的减少，一些科学家离开巴西，还有一些正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抱怨没有收到2016年的资助经费。巴西科学进步协会(Brazilian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主席海伦娜·纳德(Helena Nader)指出，冻结科学预算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巴西联邦科学支出目前只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1.1%，未来几年，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如果冻结科学支出，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下降。
更令科研工作者沮丧的是，巴西科学技术发展协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原本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机构，可以直接向科学部部长汇报，现在却需要先向一个主管汇报，主管进而再与科学部的副部长汇报。纳德感叹道：“科学已经被挤在第四层次水平上了。”纳德和达维多维奇认为政治地位的下降使协会更难争取到资源。现在，巴西科学还面临着诸多不确定。达维多维奇指出，修正案是否会将教育和研究相关条款剔除，参议院是否会从其他商业途径来为巴西科学部提供经费资助，都还很难预测。
2017年3月3日，丹麦博士生培养质量分析报告指出，丹麦博士生数量虽翻倍增长，但其教育质量仍保持较高水平。据统计，丹麦博士生就业率高达9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中位居第五，其中37%就业于私营企业，位居OECD成员国之首。与此同时，丹麦国际学生比例从2003年到2010年增长19%，毕业五年后仍留居丹麦的国际博士生达41%。报告结果印证了政府在国际高等教育与研究项目中扩招博士生政策的成功。
此前，随着博士生数量的增长，人们曾对丹麦的博士教育质量提出质疑。但博士生学习体验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81%的丹麦博士生对教育质量表示满意或十分满意，72%的博士生导师认为当前的博士教育质量与从前相比没有下降，甚至更高。
曾担任丹麦政府专家组主席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教授斯弗克•索林(Sverker Sörlin)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博士教育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这印证了我们在2005-2006年评估报告中做出的预想：扩大博士教育规模是社会对未来的可靠投资。”此外，教授也指出，博士生教育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过于偏重，这种现象需要得到改善。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争创世界一流成为俄罗斯大学发展与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普遍依据量化评价体系评价大学水平的当下，秉承苏联传统、之前不屑参与和认可世界大学排名的俄罗斯，已经无法面对俄罗斯高等院校在一系列世界排名中所处的尴尬地位。2010年5月俄联邦政府第354号决议阐明，以高科技为引领的俄罗斯经济发展需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它们同时肩负为国家高科技领域培养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等多项任务。2012年5月，普京签署俄罗斯政府第599号令，正式实施《关于国家政策在教育和科学领域中的落实措施》，其中首次提出2020年前俄罗斯不少于5所大学进入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前100名的目标。由此而来的“5-100计划”成为此后一系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统称。俄罗斯大学的5/100卓越大学计划和中国大学985计划类似。
“5-100计划”的实施包括高校竞争参与、专设国际专家委员会投票表决、获得专项经费、实现高水平发展、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等环节。有意愿的高校须提交书面申请和本校创新发展方案，经公开陈述，由国际专家委员会根据选拔标准进行评分和全体投票决定入选与否。专设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是处理俄罗斯高等院校国际化问题的常设咨询机构，负责研究大学选拔标准和提升大学国际竞争力的项目设置。目前，通过两轮选拔，已经有21所国立高校进入“5-100计划”支持大学成员名单。该名单实行末位淘汰的竞争机制，一旦有高校复检不合格，随即取消其成员资格和专项经费支持。
“5-100计划”的财政支持力度非常强劲，政府的经费投入逐年追加。2013年10月梅德韦杰夫总理签署总金额为90亿卢布的专项财政预算，用以支持入选“5-100计划”的15所高校，2014年划拨100.5亿卢布，2015年划拨120亿卢布支持21所入选高校，2016年预备划拨125亿卢布。“5-100计划”是俄罗斯高教改革的第三步，也是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力之举。在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俄罗斯大学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应该越来越现实。
1.俄罗斯拟将于2017年发布新的世界大学排名
据悉，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校长、俄罗斯校长联盟(Russian Union of Rectors)主席维克多·萨瓦尼奇(Viktor Savonichy)于2016年12月2日宣布，俄罗斯的首个世界大学排名计划将于2017年发布，其范围涵盖了俄罗斯、亚洲、南美与东欧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将邀请国际专家参与该项工作，以获得全球认可。
萨瓦尼奇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作为一个经济与教育大国，具有强大的传统教育体系，并且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全球大学排名热度不断升温的潮流下，为更加深入的了解自身的教育体系，促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大学排名势在必行。萨瓦尼奇主席指出，俄罗斯的世界大学排名拟将设置“教育（40%）”、“科学（30%）”、“国际化（10%）”、“稳定与发展潜力（10%）”与“远程教育（10%）”五个维度，包含34项二级指标。
2.简化签证制度，留学生招生名额增至20万
2017年，俄罗斯政府将高校留学生招生名额从原来的15万增加至20万，并开始落实简化留学生签证制度的相关计划。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副部长称，此项计划有利于提升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国际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副部长说：“提高留学生招生名额的提案已经通过，国内大学已经做好接收20万留学生的准备”。增加留学生招生名额是俄罗斯政府推动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举措之一，与此同时，俄罗斯大学为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也从1.5万增加到2万。同样以提高俄罗斯重点大学国际化程度为目标的“5-100”计划发言人称：“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正变得越来越开放，俄罗斯大学的世界排名和学术声誉正在不断提高，跨国合作办学项目和外语教学项目也在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学者选择来俄罗斯学习和就业”。该发言人指出，留学生的输入是俄罗斯教育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3.在俄留学生消费支出达14亿美元
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2015年在俄留学生总开销已达14亿美元，留学生人数逾28万。该研究预计，赴俄留学的热潮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留学生人数将增长近4倍，总支出可达64亿美元。
该研究负责人古尔娜拉·克拉斯诺娃(Gulnara Krasnova)认为，俄罗斯政府对大学国际化的支持是促使学生人数和学校收入攀升的关键因素：国家级研究资助、建立联邦大学、发展新研究项目等国际化支持项目都有助于吸引国际人才。
其他有助于吸引国际人才的措施还包括旨在推进研究发展并提高重点联邦大学国际化程度的政府王牌项目“5-100”计划。该计划去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过去三年内，重点联邦大学的留学生人数已增长至原来的两倍。
目前，大部分探讨研究生教育实施成效的研究都以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为研究样本。本文独辟蹊径，选取了美国不同高校中在不同学术生涯阶段的教职员工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探讨了高校教师在任教后对其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的认识与评价，并通过回顾与反思从而发现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不足。该研究基于时间（学术生涯阶段）、用人机构、博士教育机构与学术生产力水平四个维度探讨了高校教师对研究生教育的认识。研究发现，处于学术生涯初期、中期与后期的高校教师对于其研究生学习阶段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研究生教育所存在不足的认知会随着学术生涯的推进而逐渐减弱。此外。对于研究生教育的看法，不同教育机构的教师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以物理专业为例，毕业于专业排名相对落后高校的教师对于自身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会具有更多的不满。
各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投入也影响着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2004年，英国质量保障局（QAA）修订再版了《确保高等教育学术质量和标准的实践准则———研究生科研项目》白皮书，这是英国质量保障局为确保高等教育质量而出版的学术框架和标准，它对研究生的的责任与义务，尤其是研究生培养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一项内容便是明确了对教育博士实践能力与科研素质的双重要求。在美国，为配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和“力争上游计划”（RTTT）等政策的实施，要求培养大量具有博士学位的一线教育人才，以适应教学领导、学业标准设置、教学评价、学校效能改进等专业性强的岗位。在澳大利亚、德国等其他国家，也针对教育职业的变化提出强化教育博士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教育博士自身也极为看重实践创新能力的发展。澳大利亚爱迪考文大学在设置教育博士课程之前，曾做过一项需求调查，在当地所调查的200余名中小学教师中，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教育博士项目的学习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英国桑德兰大学在2011年对73名在读教育博士做了一项关于“为什么选择学习教育博士项目”的调查，其中34多名学生选择了“自我成就感”，24名学生出于“专业或学科兴趣”考虑，另有10名选择“事业长远发展”，只有5名学生是出于获得“博士”头衔或其他原因。可见，大部分在读教育博士攻读学位的动力在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而提升教学实践与创新能力则是学生攻读教育博士的基本需求。
摘自《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
责编：Dai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