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观点 | 高旭东：创新需要哲学思想的指导

高旭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技术创新的一些关键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论和误解，缺乏哲学思想的指导。”在发表于《瞭望中国》杂志的题为《创新需要哲学思想的指导》一文中，高旭东老师如是说。文章结合技术创新管理谈及哲学思想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如何理解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对于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疑问，包括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朱清时，2009）。有的认为，中国企业进行模仿创新可以，但是进行原始性创新就存在很多非常大的、甚至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保守、等级制度森严等因素的影响，又比如现有的以传授知识而不是启迪思考为主导的教育体制的影响。这些因素当然是客观存在，它们的负面影响也无可否认。但是，由此得出中国做不了原始性创新的结论可能就太简单化了。因为这样的认识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进行科学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探索和创新。

比如，中国科大的量子通讯技术、语音识别技术，清华大学的太阳能光热技术、核安全技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激光通讯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神舟系列飞船、蛟龙系列深海探测器、高性能计算机、特高压输电技术、高铁系统、3G/4G/5G无线通讯技术、西气东输工程、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工程、红旗系列防空导弹武器、东风系列弹道导弹、歼击20、运20等等，都是非常成功的创新杰作。

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上述创新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进行原始性创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是合理的。我们都知道，事物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各种矛盾，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每一矛盾之中，还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历程看，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追赶一直是主要矛盾，而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模仿创新。如果违背这一发展趋势或者规律，把超越当成主要矛盾，把原始性创新当成主要任务，就会出现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随着模仿创新水平的提高，随着追赶任务的逐步完成，主要矛盾慢慢变成超越和引领，原始性创新就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那时候，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就会真正发挥出来。

如何理解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

自主技术创新是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的国策，技术引进则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究竟有没有矛盾？从哲学的角度看，看不到两者的矛盾是不对的，认识不到两者可以共存也是不对的(高旭东，2007)。

在很多时候，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电信技术领域，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3G)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由此导致即使是在中国本土市场上，跨国公司而不是本土企业居于主导地位。从第三代移动通讯开始，因为有了本土企业主导的TD-SCDMA （3G）,情况开始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其他两个跨国公司主导的3G 标准（WCDMA, CDMA2000），也试图占领中国市场。在这里，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矛盾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不承认这种矛盾，甚至是掩盖这种矛盾，导致在政策上没有区别对待，就很难推动自主技术创新政策的落实。

同时，也需要看到，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也存在统一性：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大力引进技术和通过消化吸收，可以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在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很强的情况下，则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外技术。高铁就是典型的例子：高铁的大发展是从技术引进开始的，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自主创新，现在总体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当然，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矛盾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下二者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支持。从高铁的例子看，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之所以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一个重要条件是对中国市场的统一管理（铁道部作为统一管理者）。因为市场是有管理的，原来的南车北车就能够在铁道部的统一计划下按部就班地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进而走向更高层次的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协同（比如，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面上引进技术、进行技术合作）。

相反，在轿车领域，从技术引进到自主技术创新的路子走得非常艰难。为什么是这样？与高铁完全不同，在宏观上，中国的轿车市场没有有效统一管理，没有像铁道部那样的统一管理的主体；在微观上，过度依赖合资这种技术引进形式，实际上使得自主技术创新很难实现，因为中方合作伙伴缺乏真正的自主权。这时候，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之间表现出更多的对抗性。

如何理解政府与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我们通常讲，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这实际上是强调了市场的重要作用。那么，在技术创新中，市场与政府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市场是主导作用，政府就不重要了？再比如，我们讲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那政府是不是主体？如果不是，政府是不是就可以做“甩手大爷”？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不是完美的，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正因为如此，在技术创新中也需要同时发挥两者的作用，而不能偏废。

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观点。第一个例子是谁来对R&D 进行投入。在中国，我们一直试图降低政府的投入、提高企业的投入。在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初，全社会R&D的投入，美国联邦政府所占比例一直超过50%，在整个60年代更是企业R&D投入的两倍以上（Rosenberg, 1972）。这又怎么解释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原来的理解有偏差，太看重市场了。

第二个例子与如何创造市场有关系（Lazonick, 2002;O’Sullivan,2000）。从美国的历史看，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是创造市场的重要力量。在芯片这类技术和产品发展的早期，民用市场根本不存在，是政府（军事）需求创造了市场，进而在民用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创造市场。当然，政府也会犯错，但这不是不发挥政府创造市场功能的理由，就像市场存在失灵但市场的作用还需要发挥是一个道理。

第三个例子与创造促进创新的基本条件有关。比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一个时期以来，这个产业发展异常迅速，带动了经济发展。问题在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模式存在重大缺陷，导致房价过高，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中心城市。过高的房价让广大的科技人员很难买得起自己的房子、很难静下心来进行技术创新。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向重庆学习，地方政府直接掌握大量的土地、大量建设高品质、低价格的住房。

如何理解市场开放与市场保护的关系

市场开放与市场保护也是一对矛盾（Cusumano，1985）。在技术创新中，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改革开放”，结果很多人认为市场越开放越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非常在意保护国内市场？比如，有研究表明，从1960年开始的大约20年中，日本轿车进口只占国内销售的1％左右。韩国政府也规定，韩国电影院每年必须放映韩国影片100多天以上。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本土电影所占的市场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不到20％上升到后来的70％以上。实际上，德国、美国在自己处于技术追赶的过程中，也曾经采取过市场保护措施。原因何在？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理论告诉我们，市场保护可以为本土企业留下培育自身核心能力的时间和机会。反之，在本土企业能力很弱的情况下，市场越开放，本土企业在竞争中失败越快、越严重。

那么，市场开放的好处是什么？在本土企业具备了相当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以后，开放本土市场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竞争压力的增加可以进一步迫使本土企业加快创新的步伐；新竞争者的加入，特别是在新竞争者提供了新的学习机会时，本土企业也可以进一步开阔创新的视野，学习新的创新方法。由此可见，市场开放与市场保护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共同促进创新的一面。对于二者度的把握很重要，而本土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如何理解大企业与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

大企业和小企业都是创新的主体(Chandler,  Amatori, and Hikino, 1997)。但是，二者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有的认为，大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有的认为，小企业才是创新的主要源泉。从哲学的角度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二者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吗？只关注一种类型的企业会出什么问题？应该重点关注哪一类企业？

大量的研究表明，大企业与小企业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不能相互替代，虽然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发展而来。具体而言，很多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技术来源是大企业，是大企业没有用起来的技术。也就是说，没有大企业的早期研究，这些小企业的创业就没有必要的技术基础。与此相关的是，以R&D 投入来衡量，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导者。1998年的数字表明，R&D 投入最多的20家大型企业就占了全球所有企业R&D 投入的20%；300家大型企业就占了60%（Forbes and Wield，2002）。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就是腐败、低效、不创新，因此要把国企拆分掉、私有化掉。事实上，今天的优秀国企，像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强大的创新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在中航工业，有些企业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1个小时。中石油、中石化则开发出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技术，为企业的发展、包括发展国际业务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因此，从创新的角度看，在大部分民营企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一味想着把国有企业拆分掉，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

如何理解企业家与制度在创新中作用

优秀的企业家和良好的制度安排都是创新的重要条件。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制度崇拜症”，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创新就可以顺利发生。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空想，因为这样一种观点忘记了一个基本问题：好的制度安排是如何产生的？

科学技术是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创新的环境和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创新的能力也是不断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事先设计出适合所有变化的理想的制度安排。

现实世界真实的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是企业家与制度安排的互动是一个因素。在制度安排比较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家领导的创新会比较顺利一些。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安排的制约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企业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事实上，企业家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不断塑造环境，不断冲破环境的制约，不断开辟创新的道路。在企业家发挥这样一种功能的过程中，旧的制度不断被突破、取代，新的制度不断产生、壮大，如此循环往复，使创新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微信公众号   编辑：Li Y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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